一、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首诗……1956年，我考取鄱阳中学。8月底开学，到学校签到后，与同学张淑文到街上买生活用品。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许多人围在一起谈天，其中一个是张淑文的小学同学，喊我们已往。

进了人群，看到一个黑黑、瘦瘦的男同学正在滔滔不停地讲故事、讲笑话，大家都站着听，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。由于我们另有事要做，站了一会儿，便脱离了。

我问，这小我私家怎么这么能讲？有个女同学说：“我们是初中同学，他是班长，别看他又黑又瘦，可会念书啦。”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，第二天上课，看到他也进了这个课堂，老师点名时，才知道他叫吴官正。

高中三年，证实了那位同学的话，他的结果很是好。那时老师上课经常会发一张小纸条，或是磨练前几天授课内容吸收得怎么样，或者考察当天的学习内容接受得如何。

他除了唱歌不行（考乐理还可以），其他课程不管小考、中考、大考、期中、期末考试，总是考得最好。老师改卷子，经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来，打上满分，然后对着他的谜底改。

有一次，他的数学卷子一处小数点点错了位置，应该扣一分，老师没有看出来，同学发现了，向老师提出，才改了过来。这是因为他少少堕落，连老师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认识。有一天，一个同学因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，正好数学老师进来了，就坐下来为这位同学解答，大家都围上去听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老师还没有做出来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脸涨得通红，有点下不了台。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，吴官正你来讲讲，他不作声。又等了一会儿，他看老师仍然没有做出来，就在旁边提醒说：“老师，能不能从这里添一条辅助线到那里？”老师连声说：“对，对，对！”然后按这个思路给同学们解了题。

一看就知道他家里很是难题，冬天只穿一条裤子，从没见他穿过袜子，夏天上身总是一件蓝色褂子。因为他就这一件，洗了只能光着脊背，老师知道他家里就这个条件，也不品评他。其时学校要求着装整洁，全校就他一小我私家有这个“特权”。

冬天上课，我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哆嗦，他穿着单衣还能全神贯注地听课。下课时，为了取暖，同学们相互追逐，打打闹闹，我性格外向，有次在课桌上跳来跳去，吴官正见了说我像个疯子。我认为他太凶，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怎么样。

班主任薛老师对我很是好。我到鄱阳中学报到不久，她就对我说，以后晚上自习就到她的宿舍去。

厥后才知道，薛老师在签到时看我的字写得可以，就比力喜欢我。她让我去她宿舍，是让我给她当“挡箭牌”。她失恋了，可能是周围同事没有她中意的，有男同事来找，她就把手帕扎在头上，躺到床上装病，让我去开门，同事看我在宿舍，不太利便，只好回去。薛老师平时总带着我，对我比力“特殊”，同学们包罗吴官正对我也比力“关注”。

上高二时，有一次上化学课，老师要我到黑板上做题，给我打了五分，下课后，吴官正向我要化学作业本。我很纳闷，心想你学习那么好，要我的作业本干什么？厥后，我发现他还给我的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了一首诗……二、要等六年时间，不知他会不会变高三上半学期，吴官正的怙恃得了伤寒，他回家探望。

由于家里太穷，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，他染上了副伤寒。回校后发作了，高烧不退，学校医务室治不了，转到鄱阳县人民医院，没有药，烧退不了，在校长的请求下，县委书记批了18颗氯霉素，救了他的命。烧退后，出院回到学校宿舍调养。

他给了黄善龙同学一角二分钱，让他帮助买包子。我陪薛老师去宿舍探望他，遇到黄善龙。黄善龙把钱塞给我，让我替他去买。我心想，一角二分能买几个包子？就添了一些钱，买了十个包子让黄善龙带给他。

吴官正吃了包子，乱说一通：“包子圆又圆，一个二分钱；包子甜又香，买了个张锦裳。”闹得全班同学都知道了。买包子的事传开后，一个同年级差别班的女同学找到我问，听说你和吴官正在谈恋爱？我说没有。

她说，你可不要跟他谈，他妈妈还在生小孩，家里住的是牛栏，穷得叮当响，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，你会苦一辈子的。我其时并不知道她讲这话的用意，厥后才知道，他们两家相距只有八里路，她曾经到他家去过一次，看到锅是半边锅，凳子是麻子凳，就有些心灰意冷了。

结业后，她听说官正考上了清华、我和他结了婚，又来过官正家一次，发了一通脾气，诉苦着脱离了他家。吴官正见班主任对我很好，就向班主任透露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事。班主任问我，我不认可。

高中三年转眼就已往了，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，我们都到场了高考。官正高考时发高烧，校医给他打了退烧针，才坚持考下来。

当别人问他考得怎么样？他说，预计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。大家听了都很受惊。

高考填志愿，他听了老师的劝告，填了清华，我怕他考不上，和张淑文同学去劝他，要他报个一般的学校，以后有饭吃就行了。他说，那是他的愿望，考不上就种田。

一个多月之后，他真的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跑到县城来告诉我，我以为是在做梦。鄱阳中学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，但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少少的。他怕我不放心，提出完婚，我同意了。

我们完婚只有两床高中念书时盖过的旧被子，张淑文送了一对枕头套，就住在牛栏里，床是破船板拼的，上面另有许多钉子。与他完婚，我家里人既兴奋又担忧：一方面他学习受苦，人又智慧，未来肯定有前途；另一方面他脾气欠好，而且还要等六年时间，不知他会不会变。

三、组织上专门来信为吴官正辟谣“仳离”暑假竣事，他就去清华上学。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离别，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政科领20元钱，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盘费，给了他五分之二。我的哥哥给了20元，他叔叔给了一些钱，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。

听说北方的冬天很是严寒，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。他走后不久，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。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，一个小箱子，送我去报到。

到了鄱阳，原来计划在亲戚家住一晚。不意，女主人一见到我们，就赶快往屋里躲；男主人说，我这里住不得。我赶忙说：“爸爸，我们走。

”其时已是黄昏，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，坐在那里等候天亮。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，她虽然很穷，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，硬把我留了一天。脱离时，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。

说也巧，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，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，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。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，问要不要老师，教育局立即回复同意吸收，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，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，免受了许多奔忙之苦。到了三塘中学，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，年事也最小。

我每月只有26元钱人为，还要赡养公婆、负担家里的日常开销。第二年大儿子出生，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，只能节衣缩食。

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，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；每月买些米，靠公公、婆婆捎来的咸萝卜、咸腌菜、咸鱼下饭。由于缺乏维生素，嘴巴长了疮，脚常烂，鼻翼两旁常脱皮，红红的。

由于营养不良，有时候感应天旋地转，眼前似乎有种种颜色的工具飞来飞去。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：“你要吃点新鲜菜，注意身体。”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：“你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垮掉的……”我说：“谢谢你的美意，每家都有难念的经，现在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，以后不要再提了，否则我心里很难受。”有一次吴官正回来，校长找他谈话，说：“你要体贴张锦裳老师的饮食，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。

”从那以后，吴官正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，寄已往他就退回来。我对穿衣服也不讲求，固然也没条件讲求。

其时发的布票，全交给了婆婆。有一天上课，我在板书的时候，学生们在下面笑。

我转过身来问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学生们说：“你看你的背。”原来我褂子破了。

有一次，我从学校回到外家，遇到小学同学来找我玩，妈妈看到我穿得太差，伤心得掉眼泪，从妹妹黄裳身上脱了件衣服给我穿上，才让我出去。吴官正在清华上学时，也给我买过一些工具。

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，惋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，小得穿不上。厥后，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，料子很漂亮，我也很喜欢。其时江西余干农村，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成衣抵家做两次衣服。我想让成衣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，师傅量了量尺寸，开顽笑说，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。

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，去看了官正，回来后告诉我说，北京很冷，赶忙给他做几件衣服。我向婆婆要布票，她问：“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？”我说：“怎么啦？”她没作思考就说：“给你买，就拿去，给官正买，就不用了。

”我受惊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官正在北京，靠着毛主席，还会冻了他？”我只好从外家要了布票，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。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，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。他回来后对我说，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侪，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。我很是为难，但同学开了口，还是给了他。

1960年，大儿子出生。因为是第一胎，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。

其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。孩子刚满月，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，在路上正好遇上滂沱大雨，身子被雨水浇透了，今后落下了风湿病，经常腰痛、脚痛。

1964年，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，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，农村条件差，没有消毒的酒精，铰剪也是生锈的，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。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，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护士，赶快给孩子打了针，才保住了他的命。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，我既盼他回家团聚，又为他往返的盘费发愁。

有一天，我正端着罐子用饭，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，说是暑假不回来了。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，又感应一阵轻松，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，这次不用再乞贷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突然有人给我捎信，说吴官正已经抵家了。

我其时一下愣住了，学校划定教师乞贷一次只能借人为的10%，老师都放假了，去那里乞贷呢？只好待在学校。校长知道了，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，救了燃眉之急。那时每位教职工要卖力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。

一年秋天，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，准备再种上其他菜。有个向导给我穿小鞋，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，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。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。

又过了不到一年，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，让工人、厨师和清洁工教书。下放期间，我在吴官正家乡种了两年多田，做饭、纺花、织布、做鞋、喂猪，样样都干。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，吓得直哆嗦。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相识，加深了与他们的情感。

落实政策后，到乌泥学校任教。我尽全力排除官正的后顾之忧，婆婆生病，我忙着请医生、买药、端屎倒尿，悉心照顾；支持他弟弟上学，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，厥后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，添置了一屋子新家具，将弟媳妇娶进门。

我以为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。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。

我对吴官正很是信任。在三塘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。她跟我说：“我好可怜，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。

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，吴官正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。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要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要寄钱给他了。”我说：“吴官正在北京念书正需要钱用，我不能不寄钱去。

他本质很好，很是卖力任，我很相信他，他不会变心的。”有一次，乌泥大队的干部讲吴官正要与张锦裳仳离，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。

我见他言之凿凿，就让他写信给吴官正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就在等候回信这段时间，同事、工友议论纷纷，我也有些六神无主，上课走神，站在讲台上发愣。厥后，校长找我谈话说：“基础没有这回事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。”我婆婆知道了也说：“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，绝不会做缺德的事，你放心。

”官正收到堂兄的信，就把信交给了组织，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，说吴官正是个好同志，一心扑在学习和事情上，让我不要听信谣言，保重身体，放心事情；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，请公社向导资助做我的事情。暑假吴官正从学校回来，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仳离的，另有人说，我们商量好了，两个儿子，一人一个，两只箱子，一人一只。

为了澄清这件事，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。我告诉他：“人家都说咱们要仳离，连县委书记都这么说。

”他说：“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，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，不希望我们离开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”四、市委向导有过交接，要把吴官正眷属迁移的事办妥他清华大学结业前，在上海实习，与同学们一起攻克了一些难题，加上品学兼优，学校给他发了金质奖章。

党组织曾发动他考研究生，他思量抵家庭难题，没有报考，厥后学校党委打电报到上海，要他回校到场研究生补考。考试完，他回到老家说不想再继续读了，我劝他坚持下去，说：“家里的事你不要思量，我来顶着。

”他又读了三年研究生。结业后，上海的一个研究所要他去事情，他说：“上海人才多，不容易带眷属进去。”组织上又让他去北方某单元，他怕我和孩子们吃不惯杂粮，提出去武汉，那里离家乡也比力近。

他到武汉报到，提出去工厂，并说工厂离市区远一些、工厂大一些更好，可以不受滋扰干事情，也会有比力好一些的科研条件。就这样，他去了武汉葛店化工厂，那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化工厂，周遭有几公里。

他事情十分认真，技术也好。平时在工厂里转，没有故障时，就坐下来看书、设计、做实验，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觉，一旦新上的技术系统泛起故障，就连忙赶已往。有一次，氯化聚醚车间一台近万个元件的测温设备泛起故障，技术人员和工人处置惩罚不了，一天未找到原因，到晚上只好请吴官正来。

他问了一下情况，思量了一会儿，接通电源，很快找到了原因，使设备正常运转，车间恢复了生产。葛店化工厂的职工说，吴官正的脑子转得快，就像挂在墙上的算盘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在寝室和事情间看书、设计、做实验，给工人同志教授技术。

与蒋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个项目，其中有几个项目到达全国同类企业先进水平。1974年7月的一天，校长找到我说：“张老师，组织上调你去武汉，去年调令就来了，你教物理，咱们缺物理老师，没有人接替你，就没有告诉你，今年学校已吸收一名大学生教这门课，你可以走了。

”想到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即将竣事，我很是兴奋。调我的事，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请，是武汉市委的决议，他也是厥后才知道的。搬迁前，最大的贫苦是孩子的户口问题。

我们其时没有履历，给大儿子、二儿子随爷爷奶奶上了农村户口，只有三儿子随着我上了都会户口。迁户口时，大队、粮食局、县里的向导都差别意两个儿子转为都会户口。我说：“我们伉俪俩都是都会户口，孩子户口应该可以悔改来吧！”事情人员说，落什么户口就是什么户口，不能再改了。我只好给吴官正写信。

他回来后，我们一起步行到余干县城办户口，找了乌泥村一个在县城事情的干部，他也说帮不上忙。因为假期快竣事了，我们只好带着二儿子、三儿子先去了武汉。到了葛店化工厂，吴官正就把我们三人托给了他的同事，自己马上搭车返回市里去落户口。

到了公安局，民警看他穿一身旧事情服，口音很重，问他那里来？干什么？他说：我从江西来，上户口。事情人员看有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，说要改户口可不行，除非有上级向导讲话。他老实说，上边没有人说话。

事情人员又瞟了一眼先容信，突然问，你就是葛店化工厂的吴官正？他回覆“是”。事情人员连忙请他坐下，把我和三个孩子的户口都上了。

原来，因为吴官正技术和事情精彩，市委向导有过交接，要把吴官正眷属迁移的事办妥。他回来兴奋地说，户口办下来了，全家人兴奋得不得了。这事虽然花费了许多精神和口舌，我们也明白事情人员的难处，因为其时户口迁移的划定很严格，改户口和迁户口是一件很是不容易的事。我们在离工厂几里远的农村租了一间房，屋里很简朴，一张床、一个灶、一张桌子，吃住都在内里。

因为回来接我们，延长了几天事情，官正上班后不分昼夜，一连事情了三天三夜，全身浮肿。厂里的书记郑仲衡强行把他送了回来，下令他睡觉、休息，对我说：“小张，你要把小吴看好。

”我分到葛店化工厂子弟学校教书，二儿子上子弟学校，小儿子上幼儿园。因为舍不得用电，家里点的灯泡光线昏暗，影响了孩子的视力。

我们吃不起水果，武汉有个同学是工程师，请我们到他家做客，端上来苹果，我看他爱人把皮削发展长的一条，至今印象还很深刻。有一次，小儿子生病，吴官正又去市里开会，不在家。我把孩子带到葛店化工厂医院，因为缺钱，只住了几天院，还没有治好，我们就把孩子带回了家。

另有一次，二儿子在学校被楼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头，鲜血直冒。我其时正在上课，得知后连忙把孩子送到厂医院，缝了很多多少针。因为我晕血，送到医院后，我也昏迷了。

1975年4月，湖北省委决议破格提拔吴官正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。脱离葛店化工厂时，买了两张床，带了两把竹椅和一个塑料袋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攒了一点儿粮票，用粮票换了两把藤椅。

有人说，你怎么能用粮票换？我说，实在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粮票是攒的又不是偷的。现在，这两把藤椅还在江西。五、当市长劈面挨过五次骂1983年3月，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。上班骑自行车，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，穿的也很普通，经常穿的就是那身事情服。

他常住办公室，中午在市政府食堂用饭也排队，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事情晚了，没有遇上饭，就饿肚子。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，说他肩负很重，压力大，营养不够，这样下去身体吃不用。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，让秘书带到办公室，他怕影响欠好，怕我延长事情，没有吃，也不许家里再送饭。

一直到现在，他三餐饭都很简朴，走了三个省，厥后又到中央事情，出差调研，一直要求吃事情餐。刚到葛店化工厂，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，也穿葛店化工厂的事情服。厥后，买了缝纫机，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，冬天准备夏天的，夏天准备冬天的。他调武汉市科委后，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，孩子也转了学。

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，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受惊，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眷属会穿得这么寒酸。他当了市长，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，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肩负都比力重，生活仍然很艰辛。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，有时买上几十斤，晒干做咸菜。

整幢楼几十家，就我们一家晒菜，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、衣服破旧，连小偷都不愿惠顾。其时商品短缺，什么工具都定量供应，一人每月二两油，五人正好一斤，平时舍不得用，节约下来一罐子油，准备过年给孩子炸工具吃。他爱整洁，对孩子要求严格，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规矩正，天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，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每次他外出考察，孩子们都兴奋得跳起来，说：“解放啰！可以睡个好觉了。

”有一次，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外洋回来，到了家里，一看家里不太洁净，拿起拖把就去拖地，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，我心痛得不得了。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，在葛店化工厂，原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屋子，他只要二室一厅的，还是顶层。当市长前，64平方米的屋子，住了他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、我们俩和三个小孩，共七口人。

约莫在1985年，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屋子，面积很大，也很漂亮。但我们思量抵家里没有什么工具，这么大的屋子水电费很贵，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元比力远，乘公共汽车上下班，路上时间太长，没时间做饭，就放弃了这幢屋子，一直住在天津路。七口人挤在一小套屋子内里，上面一拖地，下面就像下雨，有时不知如作甚好。

老吴说：“莫做声，上面拖完了不就已往了吗？”这种状况一直连续到1987年搬迁到江西。他当市长时，有一次，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。我要给钱，他说是发的。

我把鱼养在水盆里，官正回来发现了，老羞成怒，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。他从禁绝我和孩子用他的车，顺路捎一段也不愿，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。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，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，官正也到那里去到场运动。

我们一起下楼后，他坐车走了，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。1986年5月，有一天半夜，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，说儿媳快要生了，要我找一辆车，送她到医院。我人生地不熟，又是晚上，到那里去找车呢？提出用一次他的车，开始他差别意，我说：“去晚了，要出人命的，要不我交钱。”他才同意了。

有一次，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摆设事情。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，官正一直十分感谢，可是吴官正还是讲：“我做不到。”叔叔伤心地哭了。

叔叔的儿子厥后留在武汉做暂时工，一直没有找到正式事情。大儿子完婚，因为家里没有钱，又没有屋子，只能住在岳父家里。

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，就把工具搬到我家楼下，并对他爸爸说，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，你是市长，给我找不到一间屋子？官正只能做他的事情，发动他搬回去住。以后到了江西，二儿子完婚，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向导写了一封信，要求他资助做二儿媳怙恃的事情，不要请客、不要收红包，请务必支持。三儿子完婚，是儿媳的怙恃把她送抵家里的，正好是春节，放了几串鞭炮，一起吃了一顿饭，仅此而已。官正确实脾气欠好，但在武汉当市长时，他劈面挨过别人五次骂，物价革新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，也没有见他发脾气，但能够感受到他压力很大。

记得有一天薄暮，我正在洗衣服，有人来敲门，官正去开门，瞥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，很不客套地说：“我找市长，武汉的服务态度欠好，商场、火车站、汽船码头都很差。”官正客套地说：“我没做好事情，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。”那人走了以后，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，思考怎么抓服务，一直到深夜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。

厥后听他说，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：“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？”他就带着谁人人，拿着票询问事情人员。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，把他骂了一通，还拿着检票的铰剪在他脸前挥舞，他很生气，刻意要狠抓服务态度。第二天，《长江日报》报道了这件事，治理该码头的长航向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事情人员，吴官正知道后，写信给长航向导，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，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增强教育，不要处分他们。

他对我说：“我挨骂知道难受，许多来武汉的游客花钱买气受，这一定要改，否则对都会形象和生长影响太大。”我以为他说得有原理。

另有一次，他到市场去相识商品价钱状况，售货员嫌他烦，不答应他。正好有个主顾买了一斤盐，要求包一下，服务员不理睬，他上前帮那人说话，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，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，那里有废报纸，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，又训了他几句。恰好有一个干部来买工具，认出了他，说：“吴市长，您怎么在这里？”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。有一段日子很紧张。

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屋子，是违章修建，要拆除，这家人差别意。去拆屋子的同志就说：“这是吴市长的决议，为了火车站运行宁静，这屋子务必今日拆除。”其实这事他基础不知道。

这家人兄弟好几个，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。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，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，不要去上班、上学。

有一天，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，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，对他们说，吴市长早就搬走了。那几小我私家找不到我们，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，就追到北京去，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员发现带走了。

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。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，上了户口以后，他兴奋得一口吻跑回来，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，算是庆贺。

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，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，又一起照了几张相。其时孩子们衣服破旧，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，给他们穿上照相。六、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1986年秋，他调到江西当省长后，我在武汉准备搬迁。

白昼上班，晚上整理衣物。因为是回江西老家，熟人多，为了顾体面，用节约下来的钱添置了衣柜、电冰箱和电视机，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样的工具。武汉到南昌路途遥远，其时路况很差，赶到南昌的滨江宾馆，天已经黑了。官正不让在宾馆就餐，叫我们回家自己做饭。

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我只好又到商店去买锅碗瓢盆。摸黑到车里搬工具时，把缝纫机都压坏了。我随调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事情，天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，到得比力早，打开水、扫地、擦桌子，与同事们相处融洽。

在担任工委向导期间，想方设法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一些实际难题，大家的努力性提高了，单元活力增强了。他到江西后，一连三年在赣南过春节，要求赣南借鉴广东、福建的履历，举行革新开放试验，并建议赋予省一级经济治理权限。赣州地委、行署开拓能力强，事情力度大，经济开始活起来，群众也获得了实惠。

他对眷属和身边的事情人员要求很严，到达了苛刻的水平。平时不能在外面乱交朋侪，不能在外面用饭。每到地市检查事情，都交接身边的事情人员不能买自制商品，不能收人家的工具，吃了饭要交钱。

出差回家，没带过任何工具。返回省城之前，总要司机将车后备箱打开，看一看有没有装什么工具，还问秘书交了饭钱没有。

在江西时，有一次司机告诉我，有人把一斤茶叶放进车里，让他们在路上喝，官正知道后，将司机训了一顿，把茶叶退了回去。另有一次，到一家筷子厂视察，临走时，厂里拿了四扎筷子（一扎十双）给秘书，秘书不敢收。那人说，又不是什么值钱工具，怕什么？秘书实在推辞不了，把筷子放进了包里，官正在远处瞥见了，快步走已往问秘书：“你拿了什么工具？赶忙送回去。

”秘书挨了一顿狠批。官正有两其中学时的同学，趁他到北京开会，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，说自己是省长的同学，要求调到省政府事情。官正回来后知道了，对秘书长说：我的亲戚、同学都不要到省政府办公厅来事情，请做好他们的事情，务必今天退回，否则找你卖力。

在江西的时候，正省级干部家里险些都装了空调，但官正一直禁绝我们家里装。一天，一个省委向导带了空和谐工人来抵家里，说要装空调，我说：“官正不让装。”那位向导说：“别管他，就说我说的，装！”这才装了空调。

因天气热，小儿子到我房间打地铺，我们睡着了，官正就把空调关了，又把我们热醒了。有一次我阑尾炎发作，官正叫警卫员把我送到医院，先住八小我私家一间的病房。手术后按老例搬进一个小视察室。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，第三天，他来到视察室，告诉我说，省长打电话嘱咐，不能因为谁是他的眷属，就给予特殊照顾。

他搞观察研究，不希望下边事先有准备，担忧弄虚作假，往往事先不打招呼，走在路上，突然提出去看一个地方。有一次去一个地级市考察，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烟厂看看，进去一看，厂里七零八落，地上随处都是烟，浪费很严重。他叫来厂长，要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，限时整顿好，晚上要摆设人员值班，有卖力人带班。他走后，烟厂以为没事了，基础没任何行动。

谁知他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，一看值班人员在睡觉，没有一点儿整改的迹象，就发脾气把厂长叫来训斥：“你到底能不能做事？不行就换人。”把厂长急得直冒汗，这个厂长今后吸取教训，事情有了起色。七、“对不起，没为你们做任何事，请体谅。

”他身世贫寒，对群众的痛苦感同身受。走到那里都很重视信访，强调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可能解决。他多次对接待人员说，群众上访是对我们的信任，是我们没有把事情做好，你敢保证自己的子女以后不上访？在山东时，我们住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，天天早晨散步，多次看到有人跑过来，递上访信喊冤，他总是让警卫员收下质料，责成有关部门观察处置惩罚。

有一次，他在门口看到一小我私家提着一个包，以为是来上访的，就主动问人家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，那人说没有，把我们都逗乐了。他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结业的一个穷学生，对难题学生很是同情、格外体贴。一到江西上任，他就对教委的卖力人讲，一定要资助难题学生渡过难关，决不允许一个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。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寄给难题学生，2007年我们回江西，到永新县时，有一对年轻匹俦来探望，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。

1997年春，官正从北京开完“两会”，刚回到江西三天，中组部就打来电话，说有事找他，让他马上去北京。他其时正在主持省委集会，当晚没有火车、飞机，只好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。回来后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。

他请了五天假，带着全家到乌泥、余干、鄱阳去离别。他对亲属说：“对不起，没为你们做任何事，请体谅。

”要我给部门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。三天后，就急忙赶到山东上任去了。他的事情担子重，压力大，家里的事过问不多，孩子们的事也很少管。

他脱离江西时，对我们讲了三句话：第一，我走了，你们好好过老黎民的生活；第二，不要去找人，更不要去找向导办什么事；第三，好好事情，遵纪守法。他走后，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难题，都尽可能自己克服。他一到山东就一边事情一边调研，用饭还是已往的老习惯，坐下来就吃，有时还没等热菜端上桌，吃点凉菜就走人。陪同的向导有的还没来得及用饭，只能饿着肚子，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传开了，用饭时陪同的同志也就不汇报事情了。

2000年胶东干旱缺水，他到烟台、威海调研，一连几天舍不得洗澡、洗衣服。他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楼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屋子，水泥地板，采光较差，我们在那里住了快要六年。从江西到山东上任，他带着锅碗瓢盆，准备自己开伙做饭。

刚开始他水土不平，对烟过敏，加上事情辛苦，头发掉了不少。厥后我告退到山东照顾他，家离菜市场较远，我几天买一次菜，提不动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休息，下雨时一手提菜，一手打伞。少少有人抵家里来，过年过节也是如此。我做完家务，闲着没事，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，有时候打打太极拳。

泛起紧迫情况，他总是深入一线，靠前指挥。记得有一次抚河涨洪流时，他领导干部在堤上抢险，洪水离堤顶只有几十公分，走在堤上都有晃动的感受。有的同志劝他回去，担忧危险，他说：“我心里有数，洪峰很快会已往，要死我先死。”他一直从下游往上游走，走了十几公里，水开始退了，大家很兴奋，总算挺过来了，不用分洪了。

有次鄱阳湖洪水泛滥，他还乘着汽艇，冒着风浪，靠前指挥。陪同的向导和事情人员都捏了一把汗。

有一次江西有个地市发生火灾，他其时正在养病，半夜听到陈诉，立刻赶去现场指挥灭火。另有一次，一个地方的几个武警战士，偷了步枪、冲锋枪，逃到青岛，躲在住民房里。

官正到公安厅指挥中心，相识情况，商量处置惩罚措施，请他们的怙恃与他们通电话，做思想事情。他嘱托有关部门，建议对带头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惩治，其他几个要依法从轻，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。2002年年底，他到中纪委事情。

他对我和孩子说：我当中纪委书记，是中央对我的信任，你们要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。有一年，中直机关招呼节约用电，他要求家里只管少用电器，让秘书抵家里把一个冰箱的电源都断了。他很敬服衣服，十多年的衣服还穿在身上，孩子给他买衣服总被品评。

我给他买衣服有时也先不告诉他，在箱子里放一段时间再取出来。他从来没有与我去商场买过工具，除了每月剃头用几块钱之外，基本不用钱。有一次，他生病住院，急着要出院去出差，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陈诉。中纪委有个向导听说他住院了，来医院探望。

向导走了之后，他问是谁讲出去的，然后把秘书品评了一顿。我说：“是我让秘书给中纪委陈诉的，让你休息是医生的意见，你应该采取。

”八、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差别于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人生门路十六大召开前，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中央主要向导找他谈话，问他小我私家有什么想法？他说已很满足，谢谢中央多年来的造就、教育、信任和重用。向导要他谈详细点，他说：“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书记，要么到全国人大摆设个副职。”向导又问：“就这么多？”他回覆：“就这么多。”我说，要是我的话，就回覆听从组织摆设。

他说，不能那么讲，会让向导感受有小我私家要求。十七大召开前，有一天他对我说，要从向导岗位退下来。

我听后一愣，随即问了一句，他以为我不明白，说自己是解放后到场事情的，已经快六十九岁了，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？我们需要年轻的同志到重要岗位上磨炼接班，这么大的国家，不能出问题。他退下来之后，从未到原来的单元去过，也从未过问原单元的事情。

不少人问过我，老吴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结果。我说从大处讲，是党的造就、人民的哺育、同志的支持。

说到小我私家原因，我认为，他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差别于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的人生门路。他小时候家里太穷，生活太艰辛，受过压迫和欺侮，一心想改变那种状况，只能发愤念书。这是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。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和理想，他不光要念书，还要考取全国最好的大学。

其实，他小学阶段只读了三年，十二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，跳了那么多级，还能一步一步遇上来，因结果优秀被保送鄱阳高中，是真尽了力、吃了苦的。他有好的天赋又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有很强的毅力和恒心，常十分认真地对我说，穷不行怕，最恐怖的是缺德，最恐怖的是自己。我以为，这是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。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，很珍惜组织的信任，对自己严格要求，近乎苛刻。

恒久在岗位上拼命事情，干任何事都一丝不苟，受苦勤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退下来后仍然天天很早起来看书、做条记，有时也写一些工具。最近他花了许多时间看马克思传和回忆马克思的文章，感慨很深。

他说，认认真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忆文章之后，感应在伟人眼前自己十分眇小，对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。他总是感念组织对他的眷注，常说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，教育了他，造就了他，共产党是他的大恩人。可以看出，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，对马克思主义、对社会主义、对革新开放信念坚定。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、内外如一的人。

我和老吴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，对他的学习和事情全力支持。我有时也在亲情、友情和原则之间左右为难，最后总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则一边。

我对他那么严格要求也是明白的。老吴常与我讲，虽然我们吃了不少苦，但这也是一笔财富。

我以为，正是因为老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，他才有今天！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特殊生长阶段的缩影，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过得更难、更苦的也大有人在。如今中国发生了排山倒海的变化，人民人给家足，教育、医疗条件也有很大改善，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。我恒久从事教育事情，革新开放的历程也是一本大教科书。

我在革新开放中受了教育，也是革新开放的受益者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教书、下放劳动还是在机关事情，有无数的人体贴过我、资助过我、支持过我，没有他们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回忆这些工具不是要留下什么，而是希望后人相识我们已往曾经有过的那段艰难履历，从而能够体贴和明白群众的痛苦，越发珍惜现在，更好地向前看。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党、忠于人民，绝不忘本，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、社会和人民的事。这是我的愿望，也是老吴的愿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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